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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被要求负责‘实施的主体，有可能是应当为‘实施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也有可能是不能以自己名义‘实施特定行为，也不能以自己名义独立为‘实施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
不像后来压根不承认非核心期刊的论文，这种所谓正规、严格的管理，其实从真正的学术评价来看，是更不着调，也使真正的学术研究更加困难。学生们好像很快就认可了我，一个月后，我回西安到原单位办理了正式的调动手续。
似乎进入到这样一种写作状态：心里只有问题，不再去想怎么论证，怎样才能学术一点，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前的那些努力、上进心、执着、自愧不如仿佛都没有了，都放下了，都忘记了（可见焦虑也是一种杂念），内心变得很单纯，全心全意地关注问题本身，就是寻找答案，就是回答问题，回答的过程中自然要说理（自己说服自己），要论证（自己找论据给自己看），要分析（自己给自己梳理线索、阐释来龙去脉），……最终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时，一篇文章也就基本成形了。）2015年围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宪法解释问题写了5万多字。会后我兴致勃勃地将有关思考整理出环环相扣的36个问题（4000多字），如受教育的权利是谁的权利？受教育的义务是谁的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怎么制裁？被监护人完全没有义务吗？……4月在课堂上与学生们进行了讨论，首次尝试了连环套式的讨论课（后来成为我讨论课的一个特色）。那篇原本是《宪法原理解读》的后记后来略作修改成了第二本书《宪法权利解读》的后记，从中也可以看出，2006年在写作上还有一些顾虑、不那么自信的我，2010年已经对自己的风格有了更多的信心。）国家主席制度（11-12月）。
《关于陪审制的民主性之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16000字。）民主与专政，（《宪政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11-12期，30000字。杨建顺：《大胆借鉴，勇于创新，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如果仅是编纂，只将既有的法规范整理编排，其现实可能性就会提升，而其必要性也就会相应降低。如果只强调必要性，只盯着正向要素而忽略了反向之力，只盯着目标却忽略了实现目标的资源和手段，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立法资源的严重浪费。[liv] 同前注[37]，汉斯·J.沃尔夫等、高家伟书，第9页。[xlv]仅主张是必要的、可行的，从长远来说这绝对没有错。
即便不提行政法典化，按照通常的行政法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法规范和法制度的建设，同样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目标。通常所说的行政法典，其实就是某个领域或者某种属性的法规范载体或者形式，是法源中的法律形式。
从长远来看，科学的行政法体系需要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提供给养，不断产出系统且深入的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才能供行政法典化可持续发展。在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大命题之下展开各自关注或者感兴趣的小命题之论证，形成了限缩法典说。（三）坚定限缩法典化的问题导向 有人立足于当前理论和实践积累的客观现实，指出制定行政法典的理论基础尚不扎实，在庞杂的行政法规体系中凝练共性规则难以操作，因此难以实现制定行政法典的目标。因此，德国的行政法与民法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参见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20页。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作用法等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或者减少行政管理中因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或者争权夺利导致的各种争议，而在《行政组织法》长期难以制定。其他表述仅限于直接引用的场合。相关安排亦可以参照既有行政法学体系的研究成果。
不编撰行政法典才是遵循了行政法本身规律。[23] 高秦伟：《反思行政法学的教义立场与方法论学说———阅读‹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之后》，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第178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10多年之后，行政法典化应当更加注重立法质量，最为关键的是要做到稳扎稳打、可持续发展。这篇短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
杨伟东：《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将一部统一的行政法典转化为制定行政法总则＋编纂行政法典各分编的思路，通过分步、分层、分阶段的处理，为该路径选择增添了一定可行性。两者皆不包括也未提及统一《行政法典》。制定行政法典是长期性任务，应当确立并长期坚持限缩法典化的路径，结合行政现实的客观需要，尊重行政法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实事求是、稳步推进。[xxii] 王贵松：《我国行政法法典化路径》，载《法治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5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变动不居的国内外局势，如果须确立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规范的保障机制。
[xxxi]《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使得行政法典化面临新的机遇，但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相关条件尚不能证成立法时机成熟论。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强调：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
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德国近代行政法学之父OtterMayer的中文译名有不同表述，我将其译为奥特#8226;玛雅，使用奥托#8226;迈耶等译法仅限于直接引用时。
为确保行政法典化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须强调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和政策法务，并按照各领域法治建设需要来推进各类法规范的立改废释并举。环境资源法等部门法的法典化推进活动[ix]，也给行政法之法典化讨论带来冲击。
本文中主要使用行政法之法典化和行政法典化。总体看来，以各单行法律的形式来推进行政法典化的主张和做法，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行政立法的鲜明特色。这种障碍源自行政法和行政自身的特点。这其中有客观层面的原因，比如说，行政组织法律制度长期缺位，行政法学者都认识到了，相关研究却很难出成果。
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上的诸问题，往往涉及各个法律部门，具有各种要素的集合之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田中二郎创立了由行政法序论、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和行政救济法4编构成的行政法学体系。
[51] 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7页。[29] 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7页。
[xlviii] 参见同前注[12]，南博方、杨建顺书，第30页以下。基于学术理性，我不得不说：行政法不能不宜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
[xxv]能否建构合理的法典结构来克服技术障碍，以及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克服非技术障碍，关系着行政法典化的得失成败。[vii]在推进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相关工作陷人僵局的背景下，刑法、民法的法典化对行政法学界形成外在刺激[viii]，而《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则带来直接鼓舞和示范，给制定统一《行政法典》的主张提供了契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相关论证的科学性、可信赖性提供了逻辑层面的支撑。如果说德国《行政程序法》从过程论的视角进行了较为全面规定的话，那么日本《行政程序法》则是进行了极度限缩型的法典，其主要内容是围绕不利行政行为（处分）和行政指导展开的。
对于以行政和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来说，体系化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故而行政法学体系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于行政法之法典化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不具有容许性，因为让行政法像刑法、民法典一样形成体系化立法成果，在这个世界上尚不存在、也不曾有过。
无论是从法律技术，还是从结构和原则的角度，法学的理性批判任务都具有更大的意义。[46] [韩]金大仁（Kim Daein）：《关于行政基本法与行政程序法关系的考查》，载《法制研究》2020年第59期，第40页。
[iii] 参见周新铭：《国外行政法典的编纂情况和动向》，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1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作用法架构是三点论：秩序行政作用、给付行政作用和整序行政作用。